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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彪

林彪(军事家)

林彪,军事家,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,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,原名林祚大,字阳春,号毓蓉;曾用名育容、育荣、尤勇、李进,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;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、团长、军长、军团长等职,他的一生,跌宕诡奇,曲折多变,从“天才战术家”、战功赫赫的元帅到“永远健康”的接班人,最后因阴谋夺权的暴露而“仓皇出逃、狼狈投敌、叛党叛国、自取灭亡”,经历了由人到神,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。

个人资料

  • 中文名 林彪
  • 别 名育容、育荣、尤勇、李进
  • 国 籍中国
  • 民 族汉族
  • 出生地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林家大湾村
  • 逝世日期1971年9月13日
  • 出生日期1907年12月5日
  • 职 业军人
  • 主要成就指挥龙冈伏击战、指挥龙冈伏击战、指挥平型关战役等

林彪相关资讯

林彪详细介绍

  林彪简介

  林彪是20世纪中叶中国政坛上的一个风云人物,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,他曾做过好事,也曾做过错事,还曾做过坏事,有功绩也有罪恶。他的一生,跌宕诡奇,曲折多变,从“天才战术家”、战功赫赫的元帅到“永远健康”的接班人,最后因阴谋夺权的暴露而“仓皇出逃、狼狈投敌、叛党叛国、自取灭亡”,经历了由人到神,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。

  林彪18岁参加革命,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、出生入死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;解放战争时期,他指挥了同样让世界瞩目的辽沈、平津战役,此后率部直指中国大西南,先后攻取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广西、海南等西南各省,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,被誉为“常胜将军”。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他打着“高举”、“紧跟”的旗帜,欺上瞒下,阳奉阴违,结党营私,与陈伯达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,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,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,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。

  林彪参加革命主要成就

  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,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。1926年10月毕业后,由广州北上武汉,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,参加北伐战争。1926年11月,从第四期毕业后,由广州北上武汉,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、排长,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。

  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(由叶挺独立团改编)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,历经上蔡、临颍等战役战斗。7月随部移驻九江。8月2日由聂荣臻、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。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。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(州)汕(头)地区失败后,随朱德、陈毅转战闽、粤、赣、湘边地区。

  1927年7月15日,汪精卫继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后,在武汉发动“七一五”政变。随后,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,全权指挥南昌起义。林彪所在的第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,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。1927年8月1日凌晨,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。1日下午,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从马回岭乘火车开进南昌,并在南昌重新整编,由周士弟担任师长,林彪仍任七连连长。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,队伍多被打散。随后,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,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,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。

  1928年1月,参加湘南起义,改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。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,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、团长,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“进剿”、反“会剿”斗争。

  1928年4月28日,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,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。1928年5月4日,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。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。朱德任军长,毛泽东任党代表,王尔琢任参谋长,下设第十、十一、十二师。21岁的林彪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,何长工任该营党代表。

  井冈山会师后,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了。后来,蒋介石调集湘、赣两省军队多次“进剿”井冈山,少的时候有八九个团,最多的时候达18个团。在井冈山的反“围剿”斗争中,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、团长,因指挥作战有方,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,林彪机智灵活、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,提升很快。[3]

  1929年1月随朱德、毛泽东挺进赣南、闽西,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(亦称司令员)。期间,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。年底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直言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,毛泽东写了后来以《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》为题的著名复信。[4]

  声名渐起

  1930年6月,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,时年23岁。

 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(后称军团长),率部参加了文家市、长沙、吉安、赣州、漳州、南雄水口、乐安宜黄、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“围剿”,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,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。在此期间,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、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、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。

 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,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。

  1935年1月,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,纠正了“左”倾路线,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,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。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夺占泸定桥等作战。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,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,林彪独自写信给中央,建议“毛、朱、周随军主持大计,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,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”,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。

  同年9月,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,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。到达陕北后,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,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,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。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。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。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,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,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。

 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(简称“红大”)校长,后兼任政治

  抗大校长林彪

  抗大校长林彪

  委员。1937年1月,“红大”从保安(今志丹)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(简称“抗大”)后,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,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。

  抗日战争爆发后,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,下辖3个师,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,是3位师长中最年轻的,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。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,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,林彪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。[5]

  抗日战争爆发后,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,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,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。

  1937年9月25日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,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,击毁汽车100余辆,马车200余辆,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(挺)、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,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,打破了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,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,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。10月17日,他以《平型关战斗的经验》为题在《解放》周刊发表文章,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。平型关战斗后,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,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,再歼日军近千人,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。由于平型关战斗的意义重大而深远,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,被各报刊登载。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党内的影响更大,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。[6]

 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,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。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,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,被当地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。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,伤及肺和脊椎骨,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,并逐渐形成了怕水、怕风、怕光、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。后送延安治疗,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。从5月开始,边休养边参加“抗大”工作,曾就“抗大”的教育方针、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。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,赴苏联继续就医,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(对外称“七部”或“八部”,共产国际称“中国党校”),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。后来,在苏德战争紧张时,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。据师哲回忆录记述,林彪在此期间曾对德军的一次行动作出估计并报告了苏联军事当局,受到高度重视。[7]

  1942年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,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,主持军事教育会议,参加整风运动。同年8月,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,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。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,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,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。9月中旬,他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,因天降大雨,路上阻隔,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。他由西安又赴重庆,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。此后近10个月,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、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、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。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,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。

 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,当选为中央委员。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。

  抗日战争胜利后,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、中共山东分局委员。1945年9月下旬,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,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,于10月底抵达沈阳。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,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,东北军区、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,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。进入东北初期,曾根据形势变化,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。尔后,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,并组织指挥了四平、新开岭、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。

  1946年6月,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、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;年7月,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,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《东北的形势与任务》(简称“七七决议”),强调发动群众、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。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(指第二松花江以南)战役,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(在吉林南部)战役南北呼应,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,疲于奔命,陷入被动。

  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、秋季、冬季攻势,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,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。此后,曾对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指示迟疑不决,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实施辽沈战役的决心。9月战役打响后,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,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,围歼国民党军“西进兵团”,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。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,解放东北全境,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,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。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,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,与罗荣桓、聂荣臻一起,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,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。

 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,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,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。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,先后指挥了宜沙、湘赣、衡宝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岛等战役,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,解放湘、鄂、粤、赣、桂5省。在解放战争中,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,提出“一点两面”、“三三制”、“四组一队”、“四快一慢”等战术原则,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