撕开李白的锦袍，满身都是伤痕
李白隐藏得太深。
我们熟悉的李白，是那个自带神仙光芒的家伙。高力士脱靴，美人呵笔，皇帝亲手调羹，就这，还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
凡人做梦都不敢想的荣耀，在他眼里一文不值。又跩又炫酷。
读他的诗，总觉得我辈俗不可耐。
人家是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，我顶多来两把手游；
人家是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”，我只能对着每月的房贷，撸一把露天烤串；
人家“斗酒诗百篇”，我是斗胆写一篇，赚点广告费还被粉丝嫌弃。
这差别，是星辰大海到泥淖水坑的距离。
如果唐诗是喜马拉雅山，李白就站在了珠穆朗玛。他白衣飘飘，诗歌和精神不染纤尘，后人只能匍匐在他的巨大阴影里，默默仰望，流下一地哈喇子。
“天意君须会，人间要好诗。”
他的飘逸，他的才华，他的骄傲他的狂，甚至他的自负，似乎都是天生的。以至于我们无法概括他，只能从贺知章的口中，给他一个固化的称号——诗仙。
然而，这并不是完整的李白。
在他飘逸而华丽的锦袍下，撕开了看，分明伤痕累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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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痕从他出生就有了。
那是个等级社会，门第观念如铜墙铁壁，牢不可破。
小户人家出身的武则天，甚至出台禁婚令，太原王氏、荥阳郑氏、河北崔氏等这些五姓七望之间不得通婚，开始了长达两百年的贵族消亡计划。过程之漫长，以至于到了晚唐，还“民间修婚姻，不计官品而尚阀阅”——子女嫁娶，不看官位看门第。
为啥官位不是第一位？很简单，新贵不如老牌贵族，即old money（老牌贵族）对new money（新贵族）的鄙视链，由来已久。
唐文宗想求一位荥阳郑氏的女儿做太子妃，提亲之后，郑氏家族推推托托，极不情愿。原因也一样，我郑家从周朝汉朝就是望族了，你李家才做了几年贵族？
这种门第观念，我们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，但在当时确实如此。
平民也分等级，士农工商，士最高贵，商人是最末流。
哪怕一些当时的巨富，也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，地位之低，子孙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。
不巧的是，李白就出生在商人家庭。
李家做什么产业，至今成谜，只知道李白的两个族兄弟，都在长江跑船，可能是搞运输的。
如果他真的出生在西域，父亲有可能还做点外贸生意，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李白还懂外语。
二十多岁，年轻的李白出蜀了。
他不差钱，襄阳、岳阳、扬州，“不逾一年，散金三十余万”；
也不缺才，那是盛唐，是唐诗的红利期，他一出手就是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”“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”，可谓出道即巅峰；
志向呢？更不缺，“谋帝王之术……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，不知高过多少个小目标。
唯独缺的，是一个被时代接纳的身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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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姓李，但跟陇西、赵郡李氏都无关。明明一身诗才，血液里却流淌着铜臭的基因。
一种因出身而产生的自卑，在李白心里野蛮滋生。年龄越大，碰壁越多，这种自卑就越强烈，蚀骨腐心，痛彻心扉。
可能有人会问，这说的是那个李白吗？
不要怀疑，李白只有一个。
由于一千多年的隔阂，我们确实无法想象门第观念的顽固，就像我们不能理解，仅仅一百年前的女人，为什么要裹脚。
任何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，诗仙也一样。
心理学有个理论，叫过度补偿。一个人有某种生理或心理缺陷，必须用更多的补偿，才能获得满足。
极度自卑就是一种缺陷，需要超乎常人的成就才能补偿。没才华的人，可笑可怜。而天赋异禀如李白者，会裹挟着自卑，走向另一个极端——极度自负。
一个完整的李白出现了。
他一生的痛苦和癫狂，在诗歌里的目空一切，以及在现实中的落寞可怜，都是自卑和自负交织的结果。
这样一来，李白所有不合情理的行为，都有了解释。
李白的自负，是脱离了实际的自负，只有在诗歌里，他才是主角，才是救世主，才能谈笑静胡沙。
在现实里，他只是个路人甲，被摁在地上狠狠摩擦，撞在墙上头破血流。一次又一次的挫败，不断反噬着他仅有的自负，四十多岁从翰林待诏被放逐是如此，年近六十流放夜郎也是。
每一次看似接近成功，最终都化作泡沫。
如果这种痛苦，能找到释放的出口也行，像王维一样找个信仰，做个“岁月静好”的美男子，也能有些许安慰。
可是李白又选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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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选了道教。
在唐朝有三大信仰，儒、释、道。
儒家源远流长，体系成熟，积极用世，按那套标准来，不会出大错，也更符合现实。杜甫是儒家信徒，一辈子都在践行儒家理想，世道艰难，但总算务实。
佛教在当时也成熟，讲究参禅开悟，超越生死，看清生命的真相后，就能获得解脱。
唯独道教，到了唐朝，估计是换了产品经理的原因，哲学卖点弱化，转而主打长生药研发。这是它最大的bug（问题）。
教徒们采仙草，炼仙丹，希望有一天能羽化成仙，长生不老。
这注定会让信徒们失望，尤其李白这种已经拿了正式学位的明星学员。他在《长歌行》里写道：“富贵与神仙，蹉跎成两失。”
现实的挫败，信仰的无望，给李白更大的虚空。
杜甫落魄时，放得下名门子弟的身份，能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，能“卖药都市，寄食友朋”。
李白就做不到。他把自己放得太高，下不来，架在幻想的泡沫上，还以为是青云直上。
他狂笑着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现实却啪啪打脸。
事实上，他就是蓬蒿，随风飘荡，无处落脚。从二十多岁出蜀，到六十一岁客死他乡，他没有回过家，也很少提及家人。除了孤身月夜，吟两句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这世上，再没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安置他的游魂。
勉强可以让他回避现实的，只有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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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白这个名字，是带着酒味的。
他想要摆脱贱民身份，华丽转身，走向帝王师座。
他自认他每个毛孔都能冒出才华，随便一开口就是王霸大略。
他理想的人生，是轰轰烈烈干一场，而后飘然入山，羽化成仙，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”。
他一直在做梦。
北岛有语：“如今我们深夜饮酒，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”
这种声音，李白早就听过一万遍了。
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？
——《行路难》
求而不得，放手又不能，只能喝酒。
但他终究发现，酒精并不能消愁，连稀释也做不到，酒醒之后，愁云依旧万里凝。
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
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
——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
这些诗读来，有一种颓废的潇洒，这是理智与情感纠缠的结果。
流放夜郎那年，李白都快六十岁了。按我们一般人的理解，早该知天命了吧，你不是要“散发弄扁舟”吗？贵州山高林密，弄个扁舟队都没人管你。
可是，李白更痛苦了，他像一个输掉全部身家的赌徒，茫然四顾，落寞潸然。
流放途中，他给一个姓辛的判官留诗一首（《流夜郎赠辛判官》），至今读来，让人五味杂陈：
昔在长安醉花柳，五侯七贵同杯酒。
气岸遥凌豪士前，风流肯落他人后？
夫子红颜我少年，章台走马著金鞭。
文章献纳麒麟殿，歌舞淹留玳瑁筵。
与君自谓长如此，宁知草动风尘起。
函谷忽惊胡马来，秦宫桃李向明开。
我愁远谪夜郎去，何日金鸡放赦回？
不是说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吗？为什么又怀念跟“五侯七贵”一起喝酒了？
不是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吗？怎么又怀念麒麟殿和玳瑁筵了？
不是早看透了“古来万事东流水”吗？为什么又期盼朝廷大赦了？
矛盾如此，绝望如此，痛苦如此。
这就是李白。
他不喜欢那些权贵，权贵们也未必稀罕他。
世人见我恒殊调，见余大言皆冷笑。
——《上李邕》
或许这一句，才是李白的社交真相。他有才，他不俗，他目中无人，但在很多人眼里，他不过是个整天做白日梦吹牛皮的狂生。
杜甫冷眼旁观，在《赠李白》里说他：
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为谁雄。
子美看得准，下笔狠，情真意切，胶漆朋友。
这些，李白又何尝不知道，他只是无法跟自己和解。
当然，对于李白，这是个悲剧，但对于唐诗，却是最宝贵的收获。
诗坛上最耀眼的篇章，最气象纵横的汉字组合，都被李白从山川里，从长江里，从酒杯里，像道教炼丹一样蒸腾而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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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诗一道，有人用学问写，有人用技法写，有人用慧根写。
而李白，是用一股气在写。
他血液里深藏的自卑和自负，现实中遇到的荣耀与挫败，还有那唾弃世俗而又升仙无望的虚空感，都像强烈对立的极端。一正一负，一阴一阳，天雷地火，石破天惊。
所以在李白的诗里，常有磅礴激烈的万千气象，以及上天入地、纵横古今的想象力。
李白不善七律，那是杜甫的绝活。那些平平仄仄的框框，装不下太白星的光芒。
他写古体诗，写乐府，即便写过很多五言律，也全然不顾平仄对仗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无拘无束，神鬼莫测。
后人写诗，有学杜甫，有学王维，有学白居易，甚至无人能解的李商隐都有人学，唯独没人学李白，或者偷偷学了，不敢说出来。不一定是才力不及，而是气场太弱。
唯一的造化弄人，是他明明写的是悲剧，我们却当成喜剧来读。
作者悲痛欲绝，读者酣畅淋漓。
王维的内心是一片湖，清澈，澄净，不争不抢，不起波澜。
杜甫的内心是大江大河，月涌星垂，涤荡泥沙，时而化作春雨，润物无声。
而李白的内心，悬挂着一条瀑布，从三千尺的高度飞流直下，轰轰烈烈，水花四溅。
我等芸芸众生，只能站在一旁啧啧赞叹：好美，好壮观！
全然不在意，那撞在岩石上，碎了一地的心。
